3.注重对公权力实行纵向监督法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约束公权、保障私权。

把英国带入大陆传播的（伏尔泰的）《英国书信集》涉及最多的是洛克和牛顿，洛克是伏尔泰和孔狄亚克（Condillac）的导师。[71]所以劳特派特认为，格劳秀斯采取了使自然法世俗化并使它从纯粹神学学说里解放出来的决定性步骤[72]。

正是他用这种方式思考的意愿使他产生了第一个原创性观点。事实上，如果没有近代自然法概念为其提供基础，社会契约论几乎是不可能产生的。[132]（五）作为例外承认臣民对暴君的反抗权或国际干涉格劳秀斯主张专制制度或绝对主义（absolutism），他认为如果统治者没有无限的权威，国家内部的秩序是无法维持的。阿什利勋爵十分欣赏洛克的才学，1667年春邀请洛克作为私人医生和秘书住进他在伦敦的府邸。苏亚雷斯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赞成，而主张采取中间立场，即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其他神学家们共同持有的观点。

[94]但是，斯多葛哲学是一种非政治性的哲学，斯多葛学派的表述完全集中于客观的道德义务，没有提供概念空间来推断主观意义上的自然权利。[32]16世纪后半叶在西班牙出现了托马斯主义的复苏，中心人物是西班牙神学家和法学家弗朗西斯科·比托里亚（Francisco de Vitoria）。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成为一个人的道德资格，使其合法地拥有（财产）或从事某项行为成为可能。

1998年12月10日，前南地区刑事法庭（ICTY）在检察官诉富伦季奇（Prosecutor v. Anto Furundzija）一案判决中指出：人权条约所规定的禁止酷刑是在紧急状态下也不可克减的绝对权利。[127]格劳秀斯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在一种明显的君主制政府形式下幸福生活的国家的例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关于自然状态，洛克否定了霍布斯所描写的战争状态，而是借鉴了普芬多夫的和平状态观点。[192]（三）洛克式自然权利——对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普芬多夫的发展和超越洛克的主要政治哲学著作是《政府论》两篇。

关于人的尊严这一表述如果不意味着根据自然法，人有权受到尊重，是权利的主体，拥有各项权利，那么它就没有意义。前者则称为以力取得的国家。

第一种传统在历史上最终被证明是更重要的，我将称其为洛克式的自然权利概念，因为洛克大概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倡导者[152]。[151]自然权利的第二种传统是德沃金的弱义上的权利。然而，从历史上看，现代人权的观念起源于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已经占据了整个自然法理论，因为自然法仅仅是尊重彼此的权利。

在自然状态下，由于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人们便处于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45]格劳秀斯进一步将法区分为自然法与意志法两大类，其中自然法被认为是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律法和道德准则。[145]自然权利理论主要是在17世纪形成的。[184]格劳秀斯提到了人类社会在原始状态下从财产共有到财产私有的变化。

在这个秩序里，教皇在精神事务中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在管理世俗事务方面也拥有相当大的权威。[96]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指出，在17和18世纪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权利的重视和强调，重点由自然义务转向了自然权利。

他对古代文献的参照，有三分之二来自《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通常与注释法学家（Glossators）及后来的评注结合引用。[88]总之，格劳秀斯是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对自然法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就是从它那里来的。[182]又如，财产权观念在洛克的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法学复兴的几位代表人物对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主张在极端必要的例外情况下，人民有反抗权，条件是不引起国家严重的动乱，也没有众多无辜的人遭到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慈爱是可以适用人定法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然权利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的权利，不同于公民社会确立的实在法权利。[140]如果一个国王怀着真正的敌意开始摧毁整个民族，人民应剥夺其王权。

[24]奥古斯丁认为，人是上帝造成的理性动物。格劳秀斯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通过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的理论发展，又进一步影响到18世纪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以及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

马里坦称：制定一份世界人权宣言似乎是非常可取的，它可能是文明世界道德宪章（moral Charter）的序言。这是欧洲大学第一个讲授自然法的教职。

[134]对此，当代英国国际法学家赫希·劳特派特这样解释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战争与和平法》时所处的个人环境。[174]普芬多夫是格劳秀斯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和门徒。

他建议人们可以在没有宗教帮助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权利来建立社会生活的契约基础。[201]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不同，洛克强调，人们通过契约组成政治社会或政府的目的是相互保护其生命、自由和财产。[107]格劳秀斯指出，根据自然法，战争的正当理由之一是：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免受暴力攻击。他认为，相对于其他动物，人的优势不仅在于对社会生活有强烈的倾向，而且还具有辨别力。

财产共有制的动产和不动产逐渐被抛弃，对财产的个人实际占有最终成为私人财产。他否认《旧约全书》规定自然法的说法，因为《旧约全书》中的许多规则来自上帝的自由意志。

[227]1947年6月，马里坦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评论和解释》研讨会报告写了导言，并写了以《人权的哲学考察》为题的个人意见。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或标准。

1942年，由于意识到极权主义国家严重践踏基本人权的巨大威胁，在美国大学任教的马里坦写出《人权与自然法》一书，主张恢复格劳秀斯的或更早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所谓能力，法学家称之为自己的（suum），意指严格意义上的所谓权利。

然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被认为是将格劳秀斯不确定的契约论与让·博丹（Jean Bodin）的分析型绝对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199]这里，洛克的政府起源理论已显示出人民主权的原则。《战争与和平法》对和平（包括国家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强烈渴望——格劳秀斯因此而闻名——与他的权利理论密切相关：和平需要对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而对权利的争端是战争的主要原因。[209]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还认为，人的自然自由是不受绝对的、专断的权力约束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保护是如此必要并与之密切相关，以致他不能放弃它，除非连他的自保和生命都一起丧失[210]。

[74]日本法哲学家井上茂指出：格劳秀斯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神，但其思索的出发点不是神而是人，是自主的个人。[100]在作为《捕获法》第12章、于1609年出版的《海洋自由论》中，格劳秀斯所谓自然的自由主要是指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

因为一个普遍的结果需要一个普遍的原因。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新教人文主义者来说，带着同情和洞察力进入经院哲学思想的世界，重估经院哲学思想的基本要素，通过将其应用于时代的新环境来‘复原它们，并用一种习语重新表示中世纪的学说，使它们能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所有这些都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

普芬多夫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努力调和格劳秀斯关于人的社会性和霍布斯关于人的利己性观点。所以它不能是支配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的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因为生命和财产是应该尽可能受到保护的。